《庄子·列御寇》曾借孔子的话说：“大凡人心比山川还要险峻，了解人心比领悟天理还要困难；上天还有春夏秋冬四季的界限，有早晚的分别，而人心却被掩藏在厚厚的外表和深深的感情下面。因此，有些人外表谦虚谨慎，而内心却骄傲自满；有些人貌似长者，而实际上却不贤德；有些人表面上圆顺，而实际上刚直；有些人表面上坚定，而实际上倦怠；有些人表面上缓慢，而实际上却暴躁。”《庄子》的意思无非是“人心不可知”，但又一定要“知”，因为从小处说，一个人要选择恋爱的对象，要选择工作上的搭挡；从大处说，一个公司要选拔众多的干部，更严重地是还要选择接班人。所有人事问题的失误都会导致效能和结果的巨大差异。而且就像惠普前任CEO卡莉·菲奥莉娜所说的那样：“说到底，商业并不是和数字打交道，而是和人打交道。”因此，我们一定要去努力地了解本质上不可知的人。《庄子》在说完“人心险于山川”之后，提出了一种人才测评的办法，叫“九征”，就是考察一个人才在九种状态下的表现，这对于现在公司选拔高层人才仍有巨大的启迪意义：
庄子认为“人者貌厚情深”， 所以知人甚难。但并非不可知，于是他提出知人“九征”法。他说：“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侧，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
① 远使之而观其忠
疏远他，冷落他，让他呆在远处，远离总公司，远离决策层，观察他是不是忠心，该不会牢骚满腹，或者直接辞职吧。在中国古代社会来说，此处的“忠”更多是人事方面的，对现代公司来说，“忠”主要是指对公司价值观的忠诚。GE公司总裁杰克·韦尔奇说：“完成任务并认同企业价值观的人得到提升；失败但认同企业价值观的人得到第二次机会；既失败又不认同企业价值观的人，很容易对付；难的是如何对待那些完成任务却不认同企业价值观的人：我们努力去说服他们，与他们搏斗，为他们而痛苦。”
当然，在中国古代社会，“远使之”往往也是一种保全人才的手段，尤其在皇位更递的时候。皇位更递是一项高风险的人事变动，这时老皇帝会考虑把真正有用的人才放逐出朝廷，以使其避免卷入皇位之争，然后等新皇帝上台之后，再把他征召回朝廷。这样既保全了他，而且（年轻的）新皇帝对他有重用之恩，驾御起来就容易一些。
② 近使之而观其敬
让他呆在身边，亲近他，甚至在工作以外建立友谊，以此观察他是不是还能保持应有的礼仪与尊敬，是不是就由“对事负责制”一变而为“对人负责制”，是不是就此觉得“对人用心”比“对事用心”有更高的个人收益，是不是再进一步发展下去，恃宠而骄，得意忘形。
“远使之”、“近使之”实际上反映了孔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远则怨，近则不逊”的人性判断。孔子的这句话让后世解读《论语》的人很为难，尤其是女性对这句话意见很大。其实很没有这种必要，孔子那个时代还是奴隶社会，今日与男子完全平等之女性正无需为奴隶社会之女子鸣冤抱屈，因为要是母系氏族社会文化足够发达的话，说不定会有女权思想家说“唯男子与小人难养也”。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跳开性别上的争议，或许很少有人会怀疑“远则怨，近则不逊”的人性判断。这种人性的因素每个人身上都有，因此也正是个人休养需要努力的方向。
③ 烦使之而观其能
给他施加很多、很重、很有挑战性的工作，有时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借以观察他的能力。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能人，比如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费祎就能够做到过目不忘：
当时蜀国正值征战多事之秋，公务繁杂细碎，费祎担任尚书令，见识过人，每审阅公文，略望一眼，便已知道其中主要意思，速度超过常人几倍，并且过目不忘。费祎经常在早晨和傍晚听取大家意见，处理公事，中间接待宾客，饮食娱乐，还要做一些带有赌博色彩的游戏（就像现在打麻将、打八十分一样），每次都能使人尽兴，公事也不荒废。
等到董允接替费祎，想要效法费祎的行为，仅仅十天之中，很多事情都被耽误。董允于是叹息说：“人的才力相差如此之大，不是我能赶得上的！”于是整天听取意见处理公务，还是没有空闲。
再比如早年辅助刘宋武帝（刘裕）的刘穆之也很能干：
刘穆之在内总管朝廷政务，在外供应军旅给养，遇事当机立断，快如流水，因此内外一切事务，没有堆积迟滞的。各方宾客从四面八方集中到这里，各种请求诉讼千头万绪，内内外外，咨询禀报，堆满台阶屋子。他竟然能够眼看讼书，手写答复信件，耳朵同时听属下的汇报，嘴里也应酬自如，而且同时进行的这四件事相互之间又不混淆错乱，全都处置得当。
他又喜欢宾客来往，说笑谈天，从早到晚，毫无倦意。偶尔有闲暇时间，他便亲自抄书，参阅古籍，校订错误。他的性格奢侈豪放，吃饭一定要宽大的桌子，一大早便经常要准备十个人左右的饭食，从来不一个人单独进餐。
刘穆之曾经对刘裕说：“我刘穆之的家庭出身本来贫穷微贱，维持生计都很艰难。自从得到您的信任忝任高位以来，虽然心中常常想着节俭，但从早到晚所需要的花销，仍然显得稍微丰厚了一点，除此而外，没有一点儿是对不起您的了。”
这些都是有本事的人，“烦使之而观其能”的测评一定可以得满分。他们就像性能强大的电脑一样，可以同时开启好多个程序，因为“内存”充裕，又有不止一个CPU，所以不会死机。就现实的体会来说，这种能力当然有天生异禀的成份，但也是个人休养的结果。你看费祎、刘穆之外面多么“热闹”，多么繁花似锦，但他们的心是“静”的，中心不动、不摇、不乱，就像“老僧入定”一样。佛教上说“定能生慧”，绝对是真理。不能“定”，就不能处理繁杂的工作，更不能作出高质量的决策；而能不能“定”，主要还是靠后天个人休养的功夫。
④ 卒然问焉而观其知
现在是一个过份强调娱乐的时代，而且要“麻辣风味”才能得到大众的喜爱。按照麻辣风味来解读“卒然问焉”，大概类似于脑筋急转弯吧。 比如突然问你：“米的妈妈是谁？”
答案是“米的妈妈是花，因为花生米。”
再接着问你：“米的爸爸是谁？”
答案是“米的爸爸是蝶，因为蝶恋花。”
再接着问你：“米的外婆又是谁？”
答案是“米的外婆是妙笔，因为妙笔生花。”
据说这几个问题被某单位作为正式招聘的测试题。要是问我，我一下子肯定答不上来，但我真的喜欢这几个问题，因为它们有性情，或者说“至情至性”也不为过。但真实历史事件中的“卒然问焉”要严重得多，比如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的，前179年，汉文帝突然问右丞相周勃：“全国一年内判决案件有多少？”周勃谢罪说不知道；文帝又问：“一年内全国钱谷收入有多少？”周勃又谢罪说不知道；紧张和惭愧之下，周勃汗流浃背。再比如前207年，赵高突然指着一匹马问秦二世身边的大臣“这是一匹马呢，还是一只鹿？”这个简单的、不是问题的问题实际上充满了刀光剑影，回答得不好就要人头落地。
如果广义地来说，无论是在战场还是在商场，只要是在战役或战术层次，每出现一个新情况都是对现场指挥官的“卒然问焉”。比如首批广告砸下去了，市场并没有如期的反应，这是一个新情况，是继续砸呢？还是回过头来检讨广告策略，甚至营销策略。这种“卒然问焉”是残酷的，因为继续砸可能是“找死”，不砸的话可能只是“等死”。
因此，“卒然问焉而观其知”中的“知”如果仅仅解释为“知识或学问”是肤浅的，明朝大哲学家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有“行才是知的完成”，也是最终对人才加以判断的依据。
⑤ 急与之期而观其信
“信”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也是蝴蝶模型九要素之一。古代交通不发达，因此“急与之期”，再看他能不能按时到达，是检测个人信用的一种方法。从广义上来讲，可以理解为任何一个“仓猝的约定”，哪怕只是一件小事情，借以观察其人遵守信诺的情况。
有一种人天生“死脑筋”，比如《庄子》书中尾生的故事：尾生与一女子说好在一座桥下约会，不见不散。到了约定的时间，那名女子却没有来，尾生苦苦地等待，后来河里开始发大水，尾生就抱着桥柱被淹死了。尾生真是死脑筋，约好在桥柱下等，大水来了，哪怕换一个地方，比如到河岸上，他都不肯，可算是信守诺言的“情圣”。
尾生是一种人格类型，我们再看另一种人格类型。《世说新语》上记载说，王徽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住在浙江绍兴，一天夜里下大雪，他睡觉醒来，打开房门，命仆人酌酒，四周望去，白茫茫一片，就起身徘徊，念了几句诗，忽然想起当时住在浙江嵊县的戴安道，王徽之就在夜晚乘小船到戴安道那里去。走了一夜才赶到，到戴安道门前却不去敲门就返回了。有人问他这样做的原因，王徽之回答说：我本来是乘兴而来，现在兴尽而返，为什么一定要见到戴安道呢？王徽之是所谓的“名士”类型，很洒脱，很率性，过份地顺从自己心性的细微变化。虽然他跟戴安道没有事先的约定，但此种名士风度做一个文人可以，但绝不是公司领导者的胚胎。
尾生和王徽之都是极端的人格类型，但在与人相处的现实体验中，我们都能时常看到他们的影子。《黄帝内经》也区分了五种人格类型，其中之一是“太阳之人”：“太阳之人对生活安然自足，好讲大话，言过其实，好高骛远，行动粗率不顾是非，做的事很平常却自以为了不起，做了错事常不后悔。”一个公司在提拔干部的时候，一定要对“太阳之人”保持警惕。
⑥ 委之以财而观其仁
这一条人才测试题，是关于很敏感的钱财问题。中国老话说“经手不穷”，“荒年饿不死伙头军（厨师）”，因此一些公司销售额已经好几个亿了，但任何一张发票的报销还要老板签字，因为在公司内部找不到可以在钱财上完全信任的人，老板其实也搞不清楚那些发票究竟是什么用途，只是闭着眼睛瞎签。也有一些老板果真把财权下放给某个人，后来果然那个人就有了不小的经济问题，给弄到局子里去了。还有一些公司稍一发展，公司内部就开始出现集体性腐败，大家都想办法捞不义之财，开始是“潜规则”，时间长了，涉及面大了，就成为“半明半暗的规则”，发展到最后就是公开的了。因此宋高宗赵构曾经问岳飞：“天下如何才能太平？”岳飞回答说：“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
“仁”是孔子哲学的核心，“仁者，爱人”，就是要爱别人，爱天下人，这是大的原则，有点抽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则直接把“仁”跟一个人的金钱观念联系起来，很具体。山西晋商测试伙记爱不爱钱，掌柜的会故意丢几个铜钱在地上，借以观察清晨扫地的小伙记捡到后怎么办？是默默无闻地放在自己兜里，还是上交给掌柜的。在剧烈变动的经济时代，不拿不该拿的钱尤其需要“克己”的上乘功夫，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仁”了。
⑦ 告之以危而观其节
“危”其实是一种常态，任何组织都会遇到极端困难、命运叵测的时候，所以现在有一个专门名词叫“危机公关”。面对危机，一个人可能会有如下一些反应：一是驼鸟政策，驼鸟遇到危险，只是把头深深地埋在沙地里，驼鸟拒绝看到危险。这种“拒绝”有时表现为是一种“判断”，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举了一个案例：
【对日本会不会入侵一事，黄允吉和金诚一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断”】
日本帝国在十六世纪有一位巨人崛起，他就是平民出身的大将丰臣秀吉。他统一了全国，担任国家最高执政官（关白），天皇便成为一个虚名。丰臣秀吉在国内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后，日本三岛已不能容纳他的野心，他决定征服朝鲜。1590年，朝鲜得到日本即将入侵的情报，感到不能置信。为慎重起见，特地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日本访问，调查日本入侵的可能性。
代表团于第二年返国，提出两份内容恰恰相反的报告，团长黄允吉认为日本一定会有军事行动，副团长金诚一则认为冷战有可能，热战绝不可能。朝鲜国王李昖问二人对丰臣秀吉的印象，黄允吉说：“光采焕发，具有胆略。”金诚一说：“双眼像老鼠一样，毫无威严。”朝鲜政府经过研究之后，决定采信副团长金诚一的判断。那时朝鲜的李王朝跟中国的明王朝是一丘之貉，同样的腐败浑噩，他们不愿意受到攻击，所以不相信会受到攻击。
1592年，丰臣秀吉统率海陆军15万人，渡过对马海峡，在朝鲜半岛的釜山城登陆。朝鲜不堪一击，只不过三个月时间，朝鲜全国八省（道）全部失守，只剩下义州一个孤城。李昖向中国告急，他认为复国无望，请求举族内迁。
面对危机的另一种态度是认为“危机=危险+机遇”，这种心态有点类似于西方人所说的“当上帝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他打开另一扇窗户”。可口可乐公司改变可口可乐配方，花400万美元研发了新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公司由此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最后新可口可乐的惨败使老可口可乐获得的免费宣传远远超过了400万美元，可口可乐董事长郭思达把这种非同寻常的行销大错转变成商业妙计。郭思达在事件平息以后，不无自得地说：“我的工作不是保证正确行事，而是创造利润。”
面对危机的第三种态度很简单，就是“临危一死报君恩”，他们对时局无所挽救，被一种本质上的“无力感”所控制，最后像飞蛾扑火一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面对山东（崤山以东）六国已经注定要被秦国吞灭的命运，燕国太子丹想出一个馊主意，他找到刺客荆轲，还有秦舞阳，派他们去咸阳刺杀秦始皇。“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也曾在博浪沙（河南中牟县）刺杀秦始皇（前218年），当然没有成功，但张良后来辅助刘邦夺取了秦之天下。我在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文化的《菊花与刀》一书中看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数据：
日本人是如此忠实地实践了这条军规（不投降主义），以至在缅甸北部会战中被俘者同阵亡者的比例是142/17166，即1/120，被关押在战俘营里的142人中，除少数之外，他们被俘时都已受伤，或者已失去知觉。独自一人或两三人一起“投降”的只是极少数。在西方各国的军队里，阵亡人数如果达到该部队总兵力的1/4或1/3时，该支部队不投降是不可能的，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公理，投降者与阵亡者的比例大约是4/1。那些面临死路的日本人常常会以能与一个敌人同归于尽而自豪。即使他已被俘，他同样会这么干。正如有个日本战俘说的那样，“一旦下定为胜利而捐躯的决心，未建树任何功勋就死去那是可耻的。”另外，二战时日本神风敢死队从其成立到日本投降，用1228人的生命击沉34艘美国军舰。
面对危机的第四种态度同样很简单，就是逃跑。有些逃跑本来显得很正常，但因为恰恰有人不肯逃跑，反而凸现出逃跑的人有很多不足。戊戌政变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跑了，但谭嗣同不肯跑，李敖的小说《北京法源寺》对此有详尽的描写。逃跑的人当然有十足的理由——“保全火种”，不逃跑的人也有十足的理由——“成功需要时间和气候，我正好被安排在前段，我是注定要做‘先烈’的人，不是注定要做‘元老’的人。”日本人想救谭嗣同，有一个日本外交官说：“中国不是没有武士道，但中国的武士道的发展太偏向一身一家的私恩私怨，或是一个地区一个帮会的私恩私怨，他们任侠感死的目标可惜都太窄了，太小了，他们的血，很少为国家民族这种大目标流，勇于私斗，怯于公义，这是支那人的毛病。”
⑧ 醉之以酒而观其则
这一条测评同样很具体，就是让他喝醉酒，然后观察他的行为准则。喝酒是中国人的一大爱好，也有许多故事，这里都不展开。本条测评的设置要点在于让人处在“极端状态”借以观察他在平时不能显现的真实情志，而喝醉酒不过是“极端状态”之一种而已。《鬼谷子》上说“夫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就是说一个人内在感情有所变化的时候，在这个人的外形上一定会有所表现，而在一个人特别高兴的时候（“甚喜之时”）、特别恐惧的时候（“甚惧之时”），这种表现会更加明显，如果在这个人特别高兴的时候又顺从他的欲望，在这个人特别恐惧的时候又对他厌恶的东西表示更进一步的深恶痛绝，那么他就一定“不能隐其情”了。
现在有一个特别流行的词叫“包装”，“包装”并不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作出重大人事决定的时候，我们还是非常想知道一个人的真面目。隋文帝杨坚一直要到临死的时候才知道小儿子杨广（后继位为隋炀帝）的真面目，但是杨坚的大儿子杨勇（太子）已经被杨广害死了，杨广的花样文章做得太出色了，老子杨坚明白过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英国的黛安娜王妃因车祸去世的时候，新闻报道中曾经说到她的表弟在悼词中说，黛安娜王妃表面上看起来光彩照人，风华绝代，但实际上她只是一个内心缺乏安全感的小女人。是的，人性是复杂的。记得一个外国作家说过，假如你在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人，如果你能把他（她）的一生写出来，他（她）的成长经历、情感、欲望，内心的搏杀，虽然他（她）没有任何可以获得声名的事迹，终其一生只要为数不多的人知道他（她），但这样的作品一定也是惊心动魄的。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关怀。对一个人的尊重，必须是对一个人“复杂性”的尊重。
⑨ 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有文章解释这句话的意思说：让他和女人混坐在一起以观察他是否好色。这种说法真是太狭隘了。本条测评的目的是让他和各式各样的人相处，借以观察他的面部表情。“色”的本义就是“脸色”。人生在世，难的就是与人相处，而一个领导者，一个管理者，就必须跟各式各样的人相处，而且不是一般的相处，很多时候是朝夕相处。能与各式各样的人相处得很好，这需要高度的休养。举一个例子，假如你穿着很普通，甚至穿上破衣服，在一个五星级酒店跟一群衣冠楚楚的成功人士在一起，你能不能不窘迫，能不能仍然感觉很自在。或者反过来，你衣冠楚楚，在一个五星级酒店请一个多年不见、衣食寒酸、举止粗鲁的农民工老乡吃饭，你能不能做到很自在，能不能没有任何心理上、行为上的优越感。在这样的两种场景下，你的“脸色”能不能是一致的，前者“不卑”，后者“不亢”，真的好难。
庄子“九征”测评人才就是如此全面，如此大不易，其根本原因还在于“知人之难”。要全面地了解一个人，首要条件就是要和他多接触，一起经历许多事，经历一个较长时期。因此，“举贤不避亲”就很有必要。我们看一看唐朝宰相李绛的相关分析：
812年，唐宪宗曾经对各位宰相们说：“你们这些人应当替朕珍惜官位，不要用官位偏袒亲戚故旧。”李吉甫、权德舆都推脱说自己没有那样的胆量。李绛说：“既不是亲属，又不是故交，无法了解一个人的才能。对自己了解的人尚且不能够授予官职，对不了解的人又怎么敢授给官职呢？只须过问一个人的才能和器识与所授官职是否相称而已。倘若规避亲戚故旧的嫌疑，使本朝缺欠人才济济的局面，这便是苟求自安的臣下，并不符合大公无私的原则！如果任用的人是不合适的，朝廷自然会有刑罚相加，有谁敢逃避呢！”
唐宪宗说：“诚然如你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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